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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改革,还是最后的改革?

(一开始为新民周刊写的,结果被毙,后发于《思想库》)

当全世界的眼光都被阿拉伯革命吸引,另一场悄悄的革命也同时发生了:1月19日,越南的越共“十一大”闭幕,通过了一个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改革纲领;4月16日古巴召开古共“六大”,全面启动大规模经济改革。问题在于,这些改革是否来得太迟?

当一场从内而外、超越伊斯兰和民族国家边界、犹如“第二次解放运动”的社会革命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可能正在到来。同时,表面上,在古巴、越南、和朝鲜这几个共产主义阵营剩下的最后几个活化石内部,似乎仍然保持平静,政权似乎仍然保持在强大威权的执政党手中,治下人民以各种公开方式表达着拥护,先前不同程度和进度的改革也早已经开始。但是,如果身处这些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威权国家内部,比如古巴街头,几乎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能感受到阿拉伯革命风暴的压力,仿佛随时可能爆发北非式的茉莉花革命,如果不加速改革,可能再无改革的机会了。

这正是古巴面临的改革困境:1959年推翻独裁统治上台的卡斯特罗政权熬过了政治僵化的十年“维稳”之后,猛然发现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几乎荡然无存,过去十年的改革停滞已经招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的普遍不满,而即将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有限却可能短期内不仅无助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加剧社会不满。结果,一方面,古巴面临着可能随时爆发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危险,另一方面,长期来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古巴也难以走出苏联崩溃的覆辙。犹如中国常听到的俗语,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快死,导致改革进程延缓的政治僵化本身才是最危险的因素,从而使得迟到的改革可能就意味着最后的改革。

事实上,古巴愈益困难的国民经济再也难以承受庞大的福利负担,而政治停滞为后续改革带来的风险正在增大。对大部分古巴人来说,平均月工资只有4、500比索,约合17美元,低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古巴传统的社会主义平均化福利相形之下几乎毫无实质意义,古巴政权再也难以满足人民提供基本的合法性需求。而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自去年8月后采取了大规模国有企业裁员计划,当年裁员20万,并准备其后每年裁员10万,如此大力度的改革举措招致广泛的社会不满。而即将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貌似极其有限,看上去更像是鼓励小规模私人经济贴补家用,而难以短期内、根本上改善古巴的经济状况,却可能凸显现有体制对经济自由的各种限制,从而加速社会冲突,孕育新的反对派。

究其原因,古巴过去十年的政治停滞很大程度上竟源于“维稳”,而非简单的可归咎于卡斯特罗交班太晚。2002/03年之际,古巴也一度曾经出现全面改革的契机,卡斯特罗政权却抱着对新兴公民社会的恐慌而大肆逮捕,多达75名政治异议人士被捕入狱并被判处长期徒刑。尽管这一过时的镇压手段颇受某些威权大国的欣赏,但却激发了表面上更温和、然而更富影响的抗争——由被捕异议人士家属组成的“白衣女”组织。她们模仿阿根廷的失踪者母亲运动,每个星期天结束教堂弥撒后穿着白衣集体散步,抗议当局违反国际法和人权公约对她们的亲人采取的政治迫害。随着这一在古巴社会中通常被视为“不可接触的”受歧视群体逐渐获得国际社会巨大的尊重,以“维稳”为中心的古巴政局也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今年4月21日,“白衣女”获得美国国务院人权奖,几乎一夜之间,卡斯特罗兄弟发现再也难以面对一群妇孺的人道主义呼声。

即使在改革较早的越南,经济革新和差额选举都已实行多年、对政治反对派和互联网的控制从未放松,但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下,仅仅今年1、2月份就发生了至少25起罢工事件,社会抗争风起云涌,传统威权统治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都显得异常脆弱。只有当阿拉伯革命爆发,人们似乎才意识到,能否经常性地推动社会改革才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基础,而非“维稳”本身、或者从维稳出发的各种权宜性改革。否则,迟到的改革可能就意味着最后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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