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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使命

开了几天会,主流政治学的大佬们最后达成的意见还是先扶墙吧,帮助党国的治理,反正民主化之后也需要治理。

这个立场不算错,至少上比新左更务实,下比民主派更建设。可惜,名声的积累、对公众的影响可能未必能强过左右两拨,只是更机会主义更实用罢了。

不过,如果拿这个当作政治学的使命,恐怕发展不出中国的政治学,跳不出诠释派和御用派的框框,也无力建立与中国政治对话的平等基础,即政治学自身的主体性。

什么是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与政治实践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基础何在?我以为,只有开放性。开放性是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特质,也是其科学所在,区别于封闭的、教条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或者神学体系,后者开放即意味着革命,比如马丁路德改革。

但是,发展一个开放的政治学,除了方法、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向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开放,关键的,还仰赖于研究对象的开放性,即开放性本身应当是政治与政治学的对话基础和本体所在,才有政治知识的增进和学习,在认知与实践之间建立开放的对话,这是政治学的本来意义,从亚里斯多德对亚历山大的教育开始,到现代政治学对民主体制的研究。否则,只能沦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帝王之术,那正是无数新左以及不少政治学内帝王师派孜孜以求的。

中国政治学过去三十年的恢复和发展,也恰恰反映了这种封闭政治体的开放过程,尽管是被迫和无意识的。其整个改革开放,虽然指内部改革对应对外开放,却非有意识推进对内开放的改革,这是两种不同导向的改革与开放。在这意义上,开放比改革可能更重要,或者开放本身就是最大的改革,也应当是改革的目的。可惜,服务于外部开放的有限改革,只是在边缘地带进行了少许开放,比如村级选举等等,就成了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再有一些偶然的开放迹象,比如有些地方的预算公开试验,党内民主的某些试验,也被政治学如获至宝。的确,如果没有这些,政治学基本可以去死了,向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投降算了。但有限的对外开放最终止步,被“四个不要”的对内开放的改革反动给阉割了。

下一步的发展呢?如果不能有意识地促进封闭政治体的开放性,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民主的,又如何能够拓展中国政治学本身的空间呢?治理固然是个不错的开放性入口,可惜很有限,仍在为一个封闭政治体出谋划策、苟延残喘。未来仍然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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