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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中,我听到了全民环境运动的号角

2013年初,当全国性的雾霾久久不散、严寒天气也从北到南,人们终于争相谈论起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了。不仅微博和博客上几乎每天都充斥着这一话题,传统媒体跟进深入报道,连平素冷淡的学界专家也纷纷跨界发言,呼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改造环境。在几乎不能呼吸的冬日,环境运动的春天似乎马上就要到来。


这一情形颇类1962年美国环境运动的转折点,那一年美国女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 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与她稍早在《纽约客》连载发表的内容一道,这直指一度广泛使用的杀虫剂DDT的危害,强烈批评危害环境的化工巨头和其他利益集团,引发了美国本土的极大争议,启动了暴风雨般来临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虽然也早在1973年就发现了沙城农药厂对水源的污染,就停止了DDT的生产,似乎并未与国际潮流脱节太晚。

但是,回顾过去二、三十年,全国快速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有目共睹,尽管环境NGO也如火如荼地发展,各地抗议污染的集体抗争比比皆是,尤其在近年来出现了一连串自发的大规模反污染的邻避运动,如厦门和大连的反PX事件、四川什邡的反钼矿抗争、江苏启东的反排污抗争等,其规模和烈度甚至超过更为频繁的反暴力拆迁运动,但是总体上并未发展出成型的环境保护运动。以至于,各地方的人民往往只是各自为战,注重新建项目的环评问题,而对业已存在的工业污染、土壤污染、河流污染、地质改变、气候变化等并未产生足够的警惕意识,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难以得到根本遏止。所以,检讨其中问题对于如何重新动员环境运动有着莫大意义。

首先,环境问题涉及中央和地方治理制度的一系列安排,在过去十年最为僵化和贪婪,也是环境最为恶化的十年。表面上,固然可以归咎于地方政府为追求GDP,放纵企业的高污染生产甚至吸引高污染产业的投资,所谓清理整顿往往流于象征性罚款、象征性停产,最多迁往异地;但是,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排污激励却是在中央财政制度和官僚绩效考核制度的驱动下欲罢不能。所以,环境政策不力其根本还在于缺乏向地方民众负责的地方政府,缺乏水平责任的建立,中央政府往往在暗的驱动和明的控制之间玩弄手腕,坐收渔利。

其次,过去十年虽有《物权法》的通过,但是私有产权仍迟迟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私有产权主或者环保主义者难以从私权角度对抗污染,对环境侵权主张权利、要求赔偿。而一个独立司法和公平市场本来就是环保运动得以展开的基本空间。只要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争论不休的私产问题,一天不落实、进入民法典、得到宪法确认、并由独立司法体制予以保障,环境污染就一天也难以从民事角度得到牵制,环保运动也如无根之水。

第三,污染源之大头,比如化石燃料的生产加工和使用产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产煤大省和企业、火电行业和汽车工业等,已经形成强力利益集团,在减排防污方面消极应对,但却鲜少遇到有效挑战。面对利益集团,少数受害者以侵权提起诉讼无异与虎谋皮,通常只可能由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才可能与之对抗,比如环境组织、媒体和社会运动。不过,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看到,从9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环境NGO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与政府合作的方式,避免对抗,避免卷入任何社会运动,包括有意识地促进环境运动自身的发展。这一诡异的选择当然可以归于NGO和环境问题逼仄的生存空间,合作是其唯一的政治机会,比如在怒江反水电行动中,环保组织与中央政府合作一度赢得了抵制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胜利;但是,长期而论,这些有限的“用后即抛”型的合作几乎难以收效,环境NGO的保守态度最终丧失了动员公众参与的机会。

当然,如上所述,在维稳至上的威权时代,环境问题牵涉利益集团、地方政权、公众不满,环境组织首当其冲地进入各地维稳视野,已经有许多环境活动分子惨遭迫害身陷囹圄。各种曾经有效的政策游说、侵权诉讼和环境教育等手段似乎都面临着相当高的风险。对公众来说,环境问题,如其他社会问题,并非简单的观察或直接经验就能理解,比如气候变暖问题,普通公众通常难以从北极涛动和大西洋、太平洋涛动的正负变化的相关关系来理解当前的严寒作为气候变暖的结果。公众对周边生活环境污染的漠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一般环境认知水平,只有陷入雾霾深重和严寒这样大范围的共同感受时,公众才可能认真思考环境的意义

以至于,当雾霾时代来临,首先发声并对公众和政府产生影响的并非这些环境组织,而是中国当前社会运动的主角——微博上的舆论领袖和大量普通用户,就像南周事件爆发之后真正的抗争主角是广州大道289号院外连续数日坚持抗议的推友和普通市民。雾霾时代的环境运动的主角,未来推动环境运动发展的动力,可能并非那些错失机会的、沦为保守主义者的环境NGO,而是环境运动之外其他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普通公民。所谓生活在他处,在这方面,北美和欧洲环境运动的经验颇为类似,海峡彼岸台湾1980年代环境运动与党外运动的共同成长对我们应当更有启发。

例如,欧洲环境运动发展中,罗马俱乐部和爱鸟组织等政治保守的生态团体固然发挥了相当作用,但很大程度上却得自激进社会运动的贡献,是在反越战的动员下,欧洲整整一代的学生和青年卷进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物质主义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在1970年代演变成以环境运动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可以追溯到始于1950年代末的德国、盛于1968年德、法的学生运动,然后与生态主义重叠。当学生运动1970年代初逐渐平息之后,学生运动便逐渐转型为各类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包括反核运动在内的环境运动。但是,环境运动却与其他各类新社会运动却分享着共同的学运背景和网络,68学运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后来的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下一步便是组党或者把运动交给公众本身。

在整个八十年代,欧洲各国绿党纷纷建立,当主流政治趋向保守化(如撒切尔政府曾经公开表示对环境创意的敌意)或者主流政党不愿意面对环境议题的同时,欧洲的环保团体以及新建的绿党在公众面前持续坚持其环保主张。这一立场和传播方式影响深远。1985年有人估计,大约有一千万西欧人属于一个或多个环保团体,而参加地方环境运动活动的人数规模则有两、三倍以上。进入1990年代,欧洲的公众和公共舆论已经完全接受了环境主义,尽管环境运动出现了“去动员化”和制度化趋势,抗议示威事件相比80年代有所下降,但公众意见却成为环境运动最重要的资源,环境运动和抗议并未随着运动的制度化而衰退,相反,成为影响各政党的态度的主流立场。

所以,雾霾时代启动了一个大众直接参与的契机。当环境组织仍然谨慎地保持着大众动员的规避立场时,更激进的舆论领袖、维权分子和普通公民便有可能直接担负起将公众焦虑转化为对各级政府压力的转换器角色,代表着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向统治阶级集体发出“北京咳”的愤怒。

接下来,如何将环境污染问题或者环境危机扩展到其他领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环境运动能否真正持续。台湾的经验要更政治化,反核电站、反污染的环境运动成为政治反对派动员普通公众参与的直接手段。中国大陆目前尚不具备成熟条件,却可能经由当下另一个大众关注的焦点联结然后慢慢发酵,寻找向全社会、向整个城市中产阶级动员的途径,即社会正义。

因为,如同环境污染的背后是利益集团的权贵经济模式、缺乏私有产权保障条件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这一点已经很大程度上为公众知晓并且接受,但是,另一方面,环境恶化还意味着社会分配的不公,也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如广东贵屿电子污染的最大受害者是处理垃圾的工人,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铅锌矿和稀土矿采矿的受害者也是当地农民,雾霾的集中受害者则是城市打工族群和老人儿童,煤炭作为中国主要能源的背后是恶劣的矿工生产条件和每百万吨死亡约两千人。劳工阶级、城市平民、乡村贫苦者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群体,环境非正义的牺牲品,他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各环节直接吸收污染侵害,却缺乏起码的保护,难以享有合格的饮用水、空气、食品、公共卫生和风景。他们逃无可逃。

重要的是,这个环境正义问题在过去一直以气候正义的化身作为中国政府抵御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加大减排力度的挡箭牌,但在习、李政府新的“美丽中国”的政治承诺下,突然具备了国内斗争的合法性空间。最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活动者,都可能循着环境正义的诉求,扩大环境运动的动员人群和范围,要求改变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落实私有财产权、抵制利益集团的卑劣行径。

当雾霾笼罩中国上空,人们彼此间也许难以互见真容,但公众和环境运动的距离却前所未有的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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