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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奶粉,与中产阶级

在香港政府颁布奶粉限制过境的法令之前,公众很难想象内地的中产阶级消费人口对境外奶粉竟是如此依赖,也很难想象如此巨量的生活必需品长期以来竟然通过水客们每日在深港两地来回穿梭、肩挑手提。如此情形,与在鸭绿江口岸与平壤之间穿梭的朝鲜阿玛尼们几乎别无二致。在市场经济似乎极尽发达的中国大陆,中产阶级们获得合格、可信赖的奶粉的难度,竟然与极度短缺国度里为基本口粮奔波的朝鲜居民们不相上下。问题到底出自哪里,奶粉,还是中产?到底是谁在嗷嗷待哺?

症结的一方面在内地奶粉业已经丧失基本伦理、政府监管形同虚置,由此不难理解内地但凡收入和智识稍有保障的人群,主要是新兴中产阶级,从此彻底丧失对国产奶粉的信心,转向从淘宝网购或者从私下渠道采购境外奶粉。但是,至少还因为另外两个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质疑这种私力救济手段的正当性。

其一,奶粉到底对婴儿有多重要?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母乳喂养,婴儿奶粉原本也只是缺乳母亲的替代品,但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各奶粉商尤其是国际奶粉商的代表充斥内地医院的妇产科,游说医生和产妇,结果竟然成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哺乳知识,婴儿奶粉俨然已成为产妇首选。这一奶粉资本主义的胜利,甚至在非洲也越演越烈,当地的母乳喂养和小农供应的新鲜牛乳受到欧洲廉价奶粉的冲击。

作为全球工厂的中国,似乎正与非洲一道成为全球化下奶粉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国际品牌奶粉的市场竞争者有四个:母乳,本土鲜牛奶供应商,本土奶粉供应商,和走私或小额贸易入境的国际品牌奶粉。尽管奶粉进口关税高达40%,明显有利于保护本土奶制品行业,但是对存在滥用抗生素、掺假严重、信誉堪忧的本土牛奶和奶粉供应商来说,他们的市场日益局限于奶味饮料、成人食用鲜奶和三四线城乡、贫困人口的婴幼奶粉。而价格介于本土奶粉和正式进口奶粉的水货奶粉,主要从香港依靠水客以蚂蚁搬家方式进口,却是内地中产阶级家庭哺乳的主要供应者。问题在于,他们与三聚氰胺的主要受害者——低收入者和边远地区家庭,在哺乳理念上对奶粉的高度依赖并无任何差别,不同程度地拒斥母乳喂养。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香港颁布奶粉限制令之前,内地中产阶级的奶粉化喂养已经带来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因为哺乳行为的缺失和受贬低,母亲和妇女的地位在内地社会呈下滑、贬值趋势,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心伦理观被扭曲。哺乳,作为爱的根本起源和道德的本能基础,当婴儿丧失了哺乳记忆,剩下的只有冷漠、孤独,缺失正常的爱,必将索取加倍的物质和溺爱。而中产阶级父母们也陷入了缺乏哺乳造成的道德困境。乳房对他们来说,只具性爱的吸引,而不再具备女性的母亲道德优势而享有的崇高地位。这样的一代阶级,必将是附庸的被奴役的缺乏道德感的阶级。

其二,这一切,固然可以归责到本土奶制品行业和政府监管的双重败坏、,一个活生生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失灵的样板,但是,如果回到2008年三鹿奶粉案之后维权人士赵连海的命运,就不能不怀疑:摒弃母乳喂养的内地中产阶级,在权利和抗争意识方面,可能也同样处在婴儿期。港府有关奶粉的限制令颁布后,内地网站和微博上的反对浪潮,也许正是婴儿期的内地中产阶级们的哭声。

三年前的3月30日,北京的法院开庭审理赵连海的所谓“寻衅滋事罪”,到当年十月被证实定罪并处以两年半徒刑。但在几乎整个骚扰、监视、审理和提前释放后的监视居住期间,这位为三鹿奶粉的受害儿童伸张正义的活动分子,却始终不为城市中产阶级们所关注,遑论声援。仿佛三聚氰胺的低收入受害者与中产们无关,他们有足够金钱和管道获得进口奶粉或从香港进口的奶粉。依靠香港水客们的蚂蚁搬家,内地中产们似乎能够依靠他们的市场幻觉和阶级幻觉,保持他们的安全感和生活方式,而无需关心其他阶层的命运,无需介入社会运动。

在此情境下,香港销售的国际品牌奶粉对大陆中产阶级来说,就像不可缺少的玩具,不可缺少的名牌服装,维系着一种近乎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维系高度依赖着外部市场。奔走深港两地的水客们,跟奔走鸭绿江两岸背着大米电器的北朝鲜大妈们没有什么两样,内地的中产阶级和朝鲜的官僚阶级几乎生活在同样的专制和短缺之中。过关限制,因此产生莫大的恐慌,一点点市场的富足选择所给予自由幻觉被港府那么轻易的击穿了。他们正在因此承受政治冷漠和市场幻觉的双重代价。

不过,紧接着,他们还将面临两个更为迫切的选择。如何改变奶粉依赖,如何理解香港的奶粉政治?上海学者陆兴华在微博上坦承,“奶粉消费这事,反应出我们与全球资本主义斗争的无比的难度。另选和反抗,都没用,因为,这还要求我们的身体作出激烈改变:饿停。这饿停,就是电影Bartleby(2001)式的政治: I prefer not to。”也就是拒绝消费!当然是拒绝消费本土不值得信任的奶粉以及所有进口奶粉,而转向古老的、自然的、被现代医学所提倡的母乳喂养,重建母亲的正常哺乳模式,重建家庭关系,进而重建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要求所有的工作场所必须提供舒适的哺乳空间、反对所有与哺乳生育有关的就业歧视,把奶粉荒转变为新的妇女运动。

也就是说,当没有政治集团敢于重启系统、以休克疗法推动全面转型,那么人民至少可以在危机不断加重直至无法忍受时,断然自我休克,重启社会的系统。这不啻为一场新的社会运动,从休克走向联合。

同时,我们还需警惕任何将内地中产阶级的愤怒导向香港人民的企图,使得少数野心家可能分化香港人民与内地人民,在煽动“驱蝗”和“奶粉政治”间翻云覆雨,以便从容对付香港的社运并扣之以“港独”的帽子。只有清醒地看到内地和香港关系的微妙格局,断然地改变自身的殖民地式的消费模式,内地中产阶级才能说开始成熟了,走出了婴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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