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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匿名权与公民社会IV(实名制须有边界)

新民周刊,2013.05.29.

限制公民的匿名权,已成为近年来维稳治理的主题。一方面,有关部门不断出台法规在各个方面加速互联网的全面实名制,另一方面,实名制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这两周的昆明,实名制甚至发展到购买口罩和复印资料。据闻,当地公务员还被要求上报QQ号和微博帐号。

社会生活全面推行实名制,因为是个渐进过程,犹如温水煮青蛙,人们感受并不强烈,知识分子们多数也不敢问津这一题目。但是,其目标和后果,却显而易见,就是针对互联网的匿名用户,实现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控制。在强力机关几乎毫无约束的实名制要求压力下,公民的隐私权接近消失,早早赶在政治社会的公开化之前,社会生活率先透明化,最大限度挤压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当昆明人民反油厂建设的邻避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各种对口罩、复印、互联网信息的实名制便开始与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发生直接的冲撞。结果,一场原本仅仅是环保诉求的运动,相信也会很快发展成为保卫公民隐私权利、保卫消费自由、保卫公民社会的战斗。

这里存在一条公民匿名权和公民社会空间的隐形逻辑联系,通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解。例如,互联网上的激烈言论就愈来愈多地被当作造谣传谣、甚至诽谤、煽动颠覆等等,被当局视为对治安的侵犯、对他人的名誉侵权、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危害。我们也常常能在微博上看到一些著名公知,他们为火车票的实名制叫好,坚持互联网实名制,自然也痛恨微博上的投枪和暗箭,却谴责网友们人肉在埃及文物上到此一游的未成年人。对微博、互联网乃至民间社会加强管制的呼声便经他们之口而放大,最终坐实了实名制对社会的控制。

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要求治理互联网和公民社会的公知是否代表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形态中,学界通常把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结社看作公民社会I,将波兰团结工会代表的政治反对组织看作政治型的公民社会II,而把制造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极右翼民兵组织或者新纳粹当作公民社会的自我威胁,勉强划为公民社会III。在互联网已经全面改造社会结构并且改变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今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结社和运动则可被定义为公民社会IV。

这最后也是最新的公民社会发展,其存在基础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公民的匿名权。因为,互联网的交流同时包含着两种行为:表达,和结社。互联网的匿名权便意味着匿名表达和秘密结社的合法性。他们并不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文明和政治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两者的匿名权基础上。

最著名的匿名用户先驱,可能算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个人。他们三位以古罗马行政官的名字Publius发表了民主、宪政、自由和建国的诸多探讨,最后集结成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这也是今天美国宪政的基础文献之一。在20世纪,1958年Talley v.California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援引并未明言匿名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做了保护匿名表达权的判决。在更新的1995年最高法院对McIntyre v.Ohio Elections Commission一案的裁定中,保护少数人的匿名表达被认作关系民主讨论的关键。其中,既有关异见者作为关键少数的表达权利,也有匿名是防范多数专政的保护盾牌功能。

现实生活中,专制往往都假以多数的名义,进行权利的侵犯,公民因而需要各种口罩、面具和马甲来保护他们的面孔和身份,然后表达特别是异见的表达才成为可能,让一个公安秩序下的“不可见”的人和声音发表出来。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例如,人们就发现匿名手册是他们唯一的反抗手段,那也正是今天被全球公民社会视作匿名权象征的V面具的盖伊-福克斯时代。2012年才去世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生前研究也发现,那个时代,不仅诞生了新教各派系的原型,也催生了烧炭党和共济会这样的秘密结社运动,其中就包括直接促使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秘密社团原型。

在中国,鲁迅/周树人的投枪和匕首已经被等同于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即便在70年代初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期间,匿名手抄本和信件也打开了人们追求自由的窗口,这些匿名的阅读者和思想者后来最早考上大学,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今天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今天,当公民社会I和II都不可得,代表公民社会III的反动声音却为虎作伥,那么,公民们,只能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表达和结社,创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公民社会IV,包括昆明的公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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